乡村建设不等于建设乡村

　近日看到新闻，山东省正积极推进“乡村儒学”建设，引导支持儒学专家、知识分子到乡村开设讲堂，推广儒学，教化群众。联想到已经在安徽农村开展数年，颇为热闹的“碧山计划”，还有这些年轰轰烈烈的大学生村官计划，可以认为，新一波的乡村建设运动已经陆续铺开。 
　　乡村的凋敝、空心化早已不是新闻，反哺农村也成为当下比较重要的话题。据不完全统计，近些年，点缀在全国至少40余处土地上的乡村建设实验，大致可以划分为知识分子主导以及政府主导两种模式，这也是百年来中国乡村建设的两条线索。 
　　回看民国乡村建设的那段历史，人们常常用“失败”这样的词汇来概括。今天乡村建设的再兴，说明了历史上那些“失败”的乡村建设只是暂时画了休止符，它是一场未竟的事业。 
　　乡村建设这一概念是在“乡土中国”视野下诞生的，“乡土中国”则是随着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把中国置于世界的视域中而催生的。“乡土中国”常常被想像成一个与中国的现代化背道而驰的概念，正因此，我们才能看到一波又一波的知识分子奔往农村的场景，也记住了晏阳初、梁漱溟、董时进、陶行知、黄炎培等名字。 
　　据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统计，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前后有团体和机构600多个，各地实（试）验区有1000多处，其中包括阎锡山“用民政治”以及改革村制的设想。涉及文化教育、农业技术、地方自治以及政权建设诸方面。可惜，这幅乡村建设蓝图未及从容展开，便因各种原因匆匆收卷。 
　　再看今天的乡村建设，同样是在文化下乡、城乡商业互动、农民教育等方面下功夫，内核与当年并无太多实质的差异。 
　　前些时间，有哈佛女博士质疑“碧山计划”依然是“知识分子做知识分子的，农民做农民的”。“碧山计划”在乡村建设中有多少代表性不说，知识分子和农民常在两个维度中做事却是常见的事实，这和梁漱溟当年所感慨的乡村建设者与政府应分而不分、与农民应合而合不来，如出一辙。 
　　今天，面对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广西等地陆续蓬勃开展的乡村建设，虽然知识分子常常有着足够的真诚与热情投入其中，并不乏重现当年晏阳初举家搬离闹市、迁居定县的忘我精神，但是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巨大的理念鸿沟是一直存在的。 
　　百年乡村建设之路，大体上总是跳不出知识分子或政府主导、农民接受帮助安排的模式。 对此，梁漱溟曾说，乡村建设是整个社会的建设。言下之意，乡村建设并非仅仅关涉乡村一维。 
　　确实，如果没有整体理念的变革和根本上的社会建设，单单从农村入手，文化很难真正进入乡村，农民也很难从政府或知识分子的视野中真正挺立。